从我上大学算起已有 40 年，说到治学，最深的体会就是 8 个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致广大而尽精微”，都是一样的道理。

1987年本科上“中国考古学”课的时候，严文明先生将他写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给我们研读，我第一次体会到史前考古学不仅是研究瓶瓶罐罐，更能从长时间尺度观察到早期中国文化的大格局。我就是在严文明先生等前辈的基础上，才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概念。

大处着眼，不止于此。近年来文明探源研究热度很高，争论也多，我以为要真正看清中华文明，除了对其本身的深入剖析，还要有全球视野，至少要有亚欧视野。在我看来，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两个阶段各有不同标准，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都起源于距今 8000 多年、形成于距今约 5100 年，而中华文明之所以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与其“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文化特征密切相关。

我喜欢从大视野看问题，但宏观的理论思考离不开田野考古实践，这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

硕士期间，我曾在驻马店杨庄遗址实习，反复摆排陶片几个月，练就了“摸陶片”的基本功，考古类型学才算入了门。

博士生期间，我在凉城老虎山整理考古材料，画了几千个器物的图，一一记录下每件石器上的制作和使用痕迹，每件陶器的断面接茬线、内外拍垫痕迹、口部轮修痕迹、下腹刮修痕迹等细节。尽管近些年可以在电脑上扫描排图，与前辈们做学术卡片相比条件好多了，但要处理成千上万的陶器图，工作量还是很大的。整理器物几个月后，我对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才有了较深的理解，完成了一本得到认可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现在有些人把绘图等当做技工的活，不愿亲自动手，这就失去了细致观察陶器的难得机会，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

如果说对一个考古遗址的深入理解是从摸陶片开始，那么对全国范围考古学文化的理解就得从对一个个遗址的分析开始。为研究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我曾对全国范围诸多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进行分期排队，按照不同层次合并形成小区分期、大区分期、全国分期，由此才基本厘清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

我常年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等专业课程。授课中，我经常告诉学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道理，在给学生勾勒新石器时代框架谱系、中华文明化进程等宏观脉络的同时，也传授他们具体的研究方法。

我曾耗时一年多准备新课“西方文明的起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讲到波斯帝国建立前，涉及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早期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目的就是开阔学生的视野，让他们能从“大处着眼”。

田野考古实习是考古学专业学生的试金石，也是“从小处着手”的着力点。近年我组织的实习主要集中在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和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这是两个后来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重要遗址。

实习期间，学生要学习田野发掘、拼陶片、画图，有的还参与考古报告编写。通过课程学习和田野实践，学生们不仅掌握了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方法，还有很多学生热爱上了考古学。他们毕业后，有的成为研究新疆和中亚考古的青年才俊，有的成为西亚考古的骨干，还有的在黄土高原文明化进程等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猛，但考古学原创理论建设、边疆考古、国外考古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亟需既有理论素养又能踏实做好田野考古、既能“大处着眼”又能“小处着手”的高素质人才，培育这样的人才，正是我们考古教育工作者的使命。